寂静的领导力安切洛蒂传记之安胖细谈教练的职责

我确信，在一份工作中“把事情办成”和决策时的迅速和专注紧密相关。关于我这一行的决策，可以在球场上看到最清晰直观的例证。顶级球员非同寻常的决策方法以及它对球队的影响总是让我印象深刻。

拿真正伟大的球员来说，比如马拉多纳、贝利和克鲁伊夫。如果你去看他们踢球的影片，在他们传球之前暂停画面，然后问100个教练他们会往哪传，他们都会给予相同的回答：“应该往那里传。”然后你继续播放，影片将显示足球的的确确是往那儿去了。伟大的球员始终如一地踢着“合理”的足球——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自然，每个人都想要进球，但如果有别人处于更好的位置，他们会明智地决定传球。在比赛过程中，就是这些决策决定了谁赢谁输。

球员必须在刹那之间做出这些决定；罗纳尔多和伊布拉希莫维奇是当代足坛的典范。像伊布拉这样的球员总是为球队做出正确的决定，不只在比赛中，在训练中也是这样。许多人说那是天赋而非后天的培育给予了这些球员这种能力，但我们知道它是可以训练出来的。当我在皇马指导克里斯蒂亚诺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这种能力，但如果你观察早期在曼联的他，你会看出不同，一开始他是更加自私的球员。亚历克斯爵士和他的团队把他培养成了有集体意识的球员。那就是专注型球员（他会时刻全力以赴）和协同型球员（他始终为球队的最大利益奉献）之间的区别。这两种人你都需要。

也许在一场比赛里有效，但不能持久。这就是联赛和杯赛之间的区别，这就是为何教练面临的挑战始终是赢得联赛冠军。当然，从老板的角度看可能赢得欧冠冠军更要紧，就像我在皇马的情形，于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练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来思考。这就是为什么赢得三冠王：国内杯赛、联赛和欧冠联赛，是那么困难。虽然它的确发生过，我还是难以相信那竟然是可能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搞足球的我们算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产权非常清晰。看看大众汽车这样的公司，有那么复杂的产权结构，也许那就是它现在深陷排放丑闻的原因。

在战术方面你必须能随心所欲地差遣球队，好让所有的组成部分，从球员到工作人员都能以我称之为“好的足球”的方式来高效运作。在这种意义上，战术性决定是构成长期的战略性决定的一个部分。我的工作是运用球员的特质打造一个足球体系，并尽可能地让球员适应这个体系。

操作性的决定是我日复一日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对我来说，其中最重要的那些选择涉及球员，因为有了球员你才能建立一个体系。如果不得不向一名球员解释为什么他被排除在首发阵容之外，我必须好好去说。如果决定在一系列测试赛之后减少训练量，我也得处理妥当。

在决策方面，尤其在那些日常决定上，你总有一天要搞清楚什么事可以有所变通，什么事必须严守原则。你必须决定在哪些地方，对你个人来说，灵活点是没关系的。如果我决定在正午训练，球员来跟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在11点训练呢？那样对我们更好，我们就有时间回家和家人一起吃午餐了。”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但是，一旦我们对时间问题达成共识，我就必须严格起来。由球员来做出决定、制定规则，让他们遵守规则就会更加容易。前英格兰橄榄球教练克莱夫·伍德沃德说过同样的话。在一开始，规则要征得球员同意，之后确保他们遵守他们自己的规则就是我的工作了。协商和变通出现在决策阶段，而一旦决定做出了，就必须严格地执行。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付出努力、也自认为随着经验积累而有所改善的，是我那种时而会过于耐心的倾向。有时我做决定的时间有点儿太长。我喜欢冷静思考，全方位把握，但也可能纯粹是我想多了。有时候我应该少用理性，多用直觉。但话又说回来，这样有时也能得到回报。这完全在于保持适当的平衡。

决策的正确或者错误看上去似乎很容易判断，但我不能苟同。如果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效果不好，那么就意味着它是错误的吗？不。这只能说明它后来成为了错误的决定。做出决定的时候，我总是认为它在当时是正确的做法，不然我怎么会选它？我不会后悔，我根据掌握的信息做了我认为最好的事。我不会改变它。虽然回顾和分析问题出在哪里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避免毫无必要的纠结更加重要。那样会害死你的。

备战2007年对利物浦的欧冠决赛时，我必须为了前锋的位置在阿尔贝托·吉拉迪诺和菲利普·因扎吉之间做出选择。球员们和俱乐部方面都明确表态，他们认为吉拉迪诺是合适人选，但在10场欧冠比赛中他只进过2个球。而因扎吉在欧洲赛场上战绩辉煌。他在欧冠联赛里进过很多球。因此，我决定把因扎吉放进阵容，他在决赛里梅开二度。

对我来说，即使他没能进球，这也是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是“我的”决定。我才是那个必须跟这个决定休戚与共的人，所以我希望它出自于我。如果我有任何一丝悔意，只会因为我没有自己拿主意。毕竟，因为这些决定得到回报的是我，办砸了丢工作的也是我。

如果你问我是如何拍板的，我必须得说，就算经过了全面理性的思考，到最后我相信的还是我的直觉，不管周围所有人怎么说。有时候你做出一个决定并非基于符合逻辑的理由。它只是一种本能直觉。要向球员解释清楚这事也不都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需要在罗纳尔多和青训来的新人里选一个去踢皇马左翼，这很简单，要向青训新人解释为什么他不能出场也没有难度。然而，如果我必须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安赫尔·迪马利亚之间选择，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我不能说这一位比另一位好，就算我真这么想，我也不能对他们说出口。这多半只能归结为直觉。如果它只是我当天出现的感觉，我必须尽力解释这是对球队最好的做法。当然，被排除在外的球员是不会高兴的，但他会接受。不能上场的球员永远是不高兴的。

在决策这件事上，我自认为是实用主义者。我要心甘情愿地迎合老板的战略、政策甚至突发奇想，这是我必须接受的事。我希望能够既做到这点，同时又忠实于我自己的理念。处理相互矛盾的理念、应对天才球员和老板的自负是一位寂静的领导者的核心价值之一。理性的做法就是只专注于你能发挥影响的事，这是我的指导思想。那些你控制不了的事必须置之度外。

自然，关于球队层面的战略、战术和操作性的决定我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很少参与事关机构层面的战略决策。所有那些球队层面的决定，在我看来都与跟球员保持良好关系息息相通，那正是寂静领导力的核心。

当事情发展不如我们的意，或者球员的行为、表现不称我们的心，愤怒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一位领导者对公开展示愤怒必须非常谨慎。虽然它可能对某些人是有效的工具，对更多的人则可能导致失控、丧失职业精神，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我不是容易生气的人。我发现保持平和的心态有助于我理解和分析局势。愤怒是本能，但你必须尽量明智地控制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运用它。我喜欢把它作为激励工具来使用。当然，我有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大发脾气。听球员说我暴怒的时候会切回意大利语频道。

真正让我愤怒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球队态度不端正。不是表现，是态度。我记得有场比赛，中场时我们2:0领先。我们踢得很轻松，但我很恼火，因为正在领先这一点并不重要。那种态度是不可接受的，没有职业精神。照这样下去，我们最后会输掉比赛，所以我对球队发怒了，好让他们知道我所想的，然后他们出去了，踢得很好。我们早早进了球，之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态度是关键，即使在你赢的时候。你不能永远控制结果，但你能控制你的态度，这就是让我愤怒的原因。虽然有些时候你也许能够带着恶劣的态度赢球，或者有良好的态度却输了，但更端正的态度总会让你赢得更多的比赛。

当球员犯了错，我倾向于不发脾气。他们可能罚失点球，或者在比赛中捅了篓子，那可能让人失望，但这是难免的。如果态度是对的，那就没事，把它抛在脑后继续前进。然而，球员不尊重他人和行为不职业，这些是错误态度的标志，那会让我愤怒。我拒绝接受它，球员也不该接受某位队友有这种毛病。球员记得我发火的时候，因为很少见。如果我每天都大动肝火，他们不会记得，那样对他们也毫无效果了。

就算在声名狼藉的伊斯坦布尔之夜后，就是我们输给利物浦的那次欧冠决赛，发火还是不对的，因为球队态度是完美的。那一天我们踢的那场比赛，在我执教过的决赛里是质量最高的。它是一个最好例证，关于教练如何能控制一场比赛的几乎所有方面——战略、战术、动力、对手——唯一不能控制的就是最终比分。足球和人生中都存在随机事件，那是你从任何比赛分析中都无法排除的。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你可以尽你的全力，尽可能多地消除体系中的干扰噪音。

当然，我不能说输掉那场决赛不是一次巨大的失望，但即使以后见之明来回顾当初，我做的事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每个人都认为上半场之后我们停止了奋战，但并不是那样。我们踢得很好，甚至在加时赛里也是如此。在120分钟里利物浦踢了6分钟好球，米兰踢了114分钟好球。当利物浦的第一个进球来到的时候，我们踢得那么棒，让我觉得我们还会再进球。第二个球之后，我在考虑做出一个调整来加强我们的防守，但第三个球丢得那么快，我们失去了机会。在那疯狂的6分钟之后，我们再次控制了比赛，有好几次机会可以进球。就算是在加时赛里，我们也能够而且应该进球，但却没有实现。

俱乐部里的气氛是安定可靠的：主席和加利亚尼，他们从未对我们有所怀疑。俱乐部保护了我，支持来自高层。每个人都很伤心，然而滑稽的是，球员反倒不太严重。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而是因为这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他们要出发去度假，可以用各自的方法来打发失落感。当我们为新赛季归队时，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而那场比赛的结果，与其说打击了士气，不如说激励了我们。我十分确定，当我们再度在决赛对阵利物浦的时候，是那次失利帮助我们赢得了2007年的欧冠冠军。

聆听是一项经常被忽视的技能。听取其他人想要说的话——我的工作人员、球员、总裁和那些圈外人——并吸取它、遵从它或者围绕它展开交流，我坚信这对于想成为领导者的人是一项基本功。

正如我前面提过的，我和我的支持团队频繁讨论，倾听和采纳他们的意见建议。点子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因此你随时都要聆听人们的话语。倾听球员心声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为一些比赛备战的时候，你可以向一名球员提出某个想法，你还得听听他对此是怎么想的。当我考虑让塞尔吉奥·拉莫斯踢中场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每个人都说：“怎么可能？为什么？”但是全队饱受伤病之苦，我知道我们在空中防守薄弱。把拉莫斯放在中场能保护后防线四人组，让我有另一个强力球员跟佩佩、拉斐尔·瓦拉内一起承担阵地战的防守。这也意味着拉莫斯能够在后防线之前赢得长距离的高空球。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之前，我找拉莫斯谈过。除了保罗·克莱门特，我还没告诉任何人——没人知道我有这个念头。我跟拉莫斯谈过之后，他同意这么做。我们甚至没有练习过，所以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想保密。重点在于，当我们讨论它的时候，我用心去倾听拉莫斯的话。如果他说他那样踢得不舒心，或者谈的时候他暗示了类似的意思，我们就不会那样做了。

对球队也是一样。在对巴塞罗那的一些比赛前，关于怎么踢我会有一些想法，但在我向球员解释之前，我想知道他们怎么想。如果我们意见一致，没问题，我们就那么干，但如果我们想法不一样，我必须妥善解决。我要么改变或者调整我的主意，要么把它解释得更清楚，强调它的好处。最后，我们必须一起为了同样的目标战斗。花时间作解释对我来说毫无问题，但如果我们有不同的观点，那么我就要说服他们相信我的想法比他们的更好。当然，他们也可能说服我。这必须是一次双向的对话。这就是聆听的力量。

我乐于认为自己擅长倾听球员的需求。我不会打探消息，尤其是他们在俱乐部之外的生活，但我愿意聆听。有的球员愿意谈论他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有的球员不愿意。两种态度都行——如果他们感到不自在，我不想强迫任何人。这是一种私交，只有在球员信赖的情况下才会启动。在切尔西，我知道约翰·特里、阿什利·科尔这样的球员在这类事情上会跟我推心置腹，因为他们信任我。他们在谈私人事务时会感到放心，但如果球员不信任我，我也不想强迫他们。拿约翰·特里这样的人来说，他确实把个人生活里发生的事告诉了我，让我能较为轻松地处理当时的状况。在我学习那种情况下该如何做出最佳应对的过程中，我不认为存在任何特别时刻。那是随着经验一起循序渐进的。当我们年纪渐长，生活自会教给我们这些。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同样地，你必须从你的经验中学习。就像人们爱说的，“体验式学习”。我在皇马的第一年，我们习惯于踢4-3-3阵型，但当我们遇上拜仁慕尼黑，在第一轮比赛中我观察球队，意识到那不是最有利于击败他们的体系。我们需要改弦更张。所以下一回，我们的踢法就不同了。在训练中我经常尝试一些新东西，其后纯属偶然地找到了一个能够带来改进的新点子。

当然，你在赛季中不能太激进，应当只做微调。赛季前集训不一样，那是尝试新花样的时机。尤其是当你在一支新的球队上任，你不知道球员的特点，但你聆听，你学习，你勇于尝试，最后你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我始终觉得4-4-2对球员来说是最简单易懂的体系，所以要带领一支新球队的话，它是一个好的出发点，但出发之后，谁知道会怎样呢？

当我开始展望2016—2017赛季在拜仁慕尼黑的新挑战，似乎这也正是时候去检视在开始一份新工作之前的准备活动。对我来说，在任何机构里初来乍到，最重要的是让我自己熟悉球员和工作人员每个人的特点，向尽可能多的人打听他们的性格。我能不能跟离任教练会面？能不能和新俱乐部的高管商谈？能不能和我已经认识的球员聊天？在首次和球员、工作人员见面之前，收集任何情报来帮助自己都只会对我更加有利。一旦掌握了踢球和训练两方面人员的概况，我就能集中精力设定不同的架构和方法，让这些特性得以充分运用。

当然，文化是重要的。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是从外部来谈论它，根据的是与管理层的交流，不过拜仁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完全职业化的俱乐部。它有完善的组织，负责运营的是退役球员和那些懂得这项运动、与它相伴终身的人。拜仁拥有的足球知识之渊博，可能是世界足坛独上一无二的。那里全是取得过所有级别比赛荣誉的人，从球员、助教到管理者和主教练。

对其中的某几位，我当然要“向上管理”，而在任何新工作的开头，观察组织中的层级运作、与你将要共事的人会面，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感谢我和贝卢斯科尼、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佩雷斯打过的交道，我早已学徒出师，任何俱乐部都不太可能让我吃惊了。在拜仁，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足球从业者，而且既然他们选了我，就证明他们了解我工作的方式。

在着手工作之前，一个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是检阅支持团队，查看现有的基础架构是否完善，或者我是否需要用我自己的班底进行补充。就像我前面讲过的，在切尔西时期之后，我已经明白了与原班人马共事、建立新的忠诚关系的重要性。在拜仁，我将与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合作，也可能引入一些我自己的人。让这些人无缝衔接也许是一个挑战，不过他们都是职业人士，我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

在一个新的俱乐部上任，我会先观察球队当前在赛场上的个性，他们踢球的风格，研究它是否跟我自己合拍，或者我是否需要做出改变以适应俱乐部。在过去的某些工作中，曾经出现过改变风格的指示，让它更接近俱乐部的传统。当前的拜仁紧跟瓜迪奥拉的路线，用控球控制比赛。这不是我个人的心头好，但我必须小心，不要扰乱成功的结构和风格。这正是让我兴致勃勃应承下来的又一项挑战。我继穆里尼奥之后去了马德里，它的风格也不同于我，但我认为我让它发挥得很好。在拜仁，我有把握做到同样的事。